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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文艺观深受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响  

2008-08-22 18:14:1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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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的文艺观深受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响

苏轼的文艺观深受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响。苏轼主张的文艺创作要“随物赋形”、“胸有成竹”、“不能不为之为工”等观点,主要都来源于庄子的“原天地之美”、“顺物自然”思想。

苏轼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,他对庄子思想能够领悟其要旨而得其精华。他既能看到庄子思想与儒家相通的方面,“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”,“阳挤而阴助之”(《庄子祠堂记》)。同时,庄子的清静恬退,逍遥齐物,使他在相当程度上冲破封建礼法,自由通脱,率直旷达,特别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,坚贞自守,履险若夷。他的伟大人格的形成同庄子思想密不可分。对此,学术界已有涉及。然而,对于苏轼的文艺观与庄子审美思想之间的关系却未加论叙。只要认真披阅苏轼的诗文,就可以发现苏轼的文艺观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受庄子的审美思想影响:

一、“原天地之美”与“随物赋形”

庄子要求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,寻求美,而不要人为地在自我精神世界中去寻找美,这样反而会违背美的本来面目。《知北游》中庄子指出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圣人者,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,是故至人无为,大圣不作,观于天地之谓也。”庄子认为,因为美蕴藏在自然中,人们就应该“判天地之美,析万物之理”(《天下》)。这就要求人们深刻、准确地去观察、挖掘“天地之美”,把握万物的规律,按照美的本来面目去展现美。

苏轼对庄子的看法心领神会,他指出,事物之理是本身固有的,人们应该仔细研究、观察事物本身。苏轼认为,吴道子的画艺之所以达到“游刃余地,运斤成风”的登峰造极地步,就是因为“道子画人物,如以灯取影,逆来顺受,旁见侧出,横斜平直,各相乘除,得自然之数,不差毫末。”(《书吴道子画》)同时,苏轼还坚决反对那种凭有限的见解和自己的推想,去断定自己已经得到事物之理。他说:“世之言道者,或即其所见而名之,或莫之见而意之,皆求道之过也。”(《日喻》)对于不认真观察、实践,一味凭空幻想的时尚,苏轼严厉批评道:“废学而徒思者,孔子之所禁,而今世之所尚也。”

苏轼继承发展了庄子的美学思想,提出“随物赋形”的观点。要求文艺作品要能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描写,不同的事物就应该描绘出它们种种不同的形态。“孙位始出新意,画奔湍巨浪,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,尽山水之变,号称神逸。”(《永蒲永升画后》)苏轼认为穷形尽相就是美,“江河之大,与海之深,而可以意揣,唯其不自为形,而因物以赋形,是故千变万化,而有必然之理。”(《滟yù@①堆赋》)因为大自然与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,如果按其各自的面目和规律来描写,自然会千姿百态,丰富多彩,生动活泼。“美哉多乎,其尽万物之态也!霏霏乎若轻云之蔽月,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。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,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。”(《文与可飞白赞》)多么五彩缤纷的艺术境界!

二、“万物与我为一”与“胸有成竹”

庄子追求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,而达到这种境界的根本途径就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。庄子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但是必要的,而且是可能的。《齐物论》中那个庄子梦为蝴蝶的故事,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审美方式。它揭示了审美主体与对象经常处在一种物我不分、交融统一的状态中。主体感觉到自己化为对象,同对象不可分。在《齐物论》中庄子提出了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。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生,人类本身妄自菲薄,使自己的心灵狭窄。庄子打开了一个无穷的时空系统,目的在于透过现象间的层层界限,从宇宙总体的角度,打通我与外界的隔阂,来提升个体精神的主动性。这就是取消天地万物与我--客体与主体的对立关系,而臻于主客一体的境界。这境界正指向了艺术精神中的和谐。

生活在一千多年后的苏轼,对庄子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十分欣赏,并引为知音。他赞扬文同的画:“与可画竹时,见竹不见人。岂独不见人,嗒然遗其身。其身与竹化,无穷出清新。庄周世无有,谁知此疑神。”(《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》)把庄子《齐物论》中“嗒焉似丧其偶”的概念、“物化”的概念,都天衣无缝地运用在自己的艺术批评之中。

一部艺术作品必须在艺术家执笔之前,先在他的灵魂里酝酿成熟。二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已经提出了把握题材,对审美对象反复认识的重要。“梓庆削木为jù@②。jù@②成,见者惊犹鬼神。鲁侯见而问焉,曰‘子何术以为焉?’对曰:‘臣工人,何术之有?虽然,有一焉。臣将为jù@②,未尝敢以耗气也,必斋以静心。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,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,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。当是时也,无公朝,其巧专而外骨消;然后入山林,观天性,形躯至矣,然后成见jù@②,然后加手焉。不然则已。则以天合天,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!’”(《达生》)庄子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造的过程。通过“斋心静心”的认识事物过程,并“以天合天”,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审美观照,而达到胸中有成jù@②的境地,这样才能产生“所以疑神者”的杰作。只要把苏轼《文与可画yuán@③dāng@④谷偃竹记》与庄子的审美观加以对照,就可以发现它们一脉相承。苏轼在此文中指出:“竹之始生,一寸之萌耳,而节叶具焉。自蜩腹蛇fù@⑤,以至于剑拔十寻者,生而有之也。今画者乃节节为之,叶叶而累之,岂复有竹乎?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,执笔熟视,乃见其所欲画者。急起从之,振笔直遂,以追其所见,如兔起鹘落,少纵则逝矣。”画竹之前必须把握住事物的形象实质,使其烂熟于心,然后才能驾轻就熟,下笔不凡。

三、“法天贵真”与“文理自然”、“不能不为之为工”

在《庄子》一书中多次强调的“真”、“天真”、“纯”、“朴”、“本”等,都是指自然人性。庄子要求人们“全真”(《盗跖》)、“守真”(《渔父》)、“保真”(《田子方》),都是强调美与真的一致性。庄子认为美的东西都应该是真实无伪的。庄子所强调的真,具有一般所说的合乎客观实际、客观真理的意思。在这基础上,庄子提出了“法天贵真”(《渔父》)的审美思想。《秋水》中庄子指出:“牛马四足,是谓天;落马首,穿牛鼻,是谓人。故曰:无以人灭天,无以故灭命,无以得殉名。谨守而勿失,是谓反其真。”在庄子看来,没有真就没有美。他已经认识到美是自然生命本身的合规律的运动。因此,他强调不要用人事去毁灭天然。庄子深恶痛绝一切虚伪做作的东西。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故强哭者虽悲不哀,强怒者虽严不威,强亲者虽笑不和。真悲无声而哀,真怒未发而威,真亲未笑而和。真在内者,神动于外,是所以贵真也。”(《渔父》)真情出之自然,故能感人;矫情伪性本于造作,故难以动人。

苏轼在论文艺的创作规律时,继承发展了庄子的观点,强调“真情”是文艺的基本特征,并坚持认为文艺必须有为而作,不能无病呻吟。《江行唱和集叙》:“夫昔之为文者,非能为之为工,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。山川之有雾,草木之有华实,充满勃郁而见于外,夫虽欲无有,其可得耶。”并声明自己与弟辙的诗文是:“凡耳目之所接者,杂然有触于中,而发于咏叹。……非勉强所为之文也。”只有强烈真诚的创作激情积于胸中,吐出自己的心声,才能成为金声玉韵。他指责“儒者之病,多空文而少实用。”(《答王庠书》)他反思自己的创作过程说:“轼少年时,读书作文,专为应举而已。既及进士第,贪得不已。又举制策,其实何所有,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,故每纷然诵说古今,考论是非,以应其名耳。……妄论利害,搀说得失,此正制科人习气。”(《答李端叔书》)可见对自身要求之严。他的大部分作品,的确是他真诚刚正人格的写照。

苏轼论文艺与庄子同调,主张自然之美。《答谢民师书》云:“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,观之熟矣。大略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。”又云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皆可出。”(《自评文》)他推崇友人诗云:“辩才作此诗时,年八十一矣。平生不学作诗,如风吹水,自成文理。而参寥与吾辈诗,乃如巧人织绣耳。”(《书辩才次韵参寥诗》)苏轼论文艺,常以行云流水为喻。云与水常常处在流动变化之中,行云流水,无定势定态,但其或行或止,都符合一定的规律。事物在不停地流动变化,描绘事物的手法应是丰富多变的;不断变化的事物,就应用不同的手法描绘其变化。这难道不是庄子所说的天道“以天合天”吗?

四、技道相通与“技道两进”

在庄子看来,道为本,技为末,但技与道可以相通。庄子时代许多生产技艺都带有艺术创造的性质。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说道与技的关系就接近道与艺术的关系。庄子在《天地》中说:“通于天地者德也,行于万物者道也,上治人者事也,能有所艺者技也。技兼于事,事兼于义,义兼于德,德兼于道,道兼于天。”道在它的运动中是合规律的,合目的的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技,也是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切,这就是“以天合天”。在庄子看来,艺术创造要合规律,但又要不受规律的限制。庖丁解牛,“依乎天理”,“因其固然”,不临时去苦苦寻觅牛体上的下刀之处,而是手起刀落,莫不中肯,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,官知止而神欲行”。这是一种掌握了规律后得心应手、左右逢源的艺术活动。

艺术创作是非常奇妙的。似有规律而又似无规律可寻。一般的文艺创作规律是很容易陈述的,但掌握了这些创作规律,还不足以创作出高妙的艺术作品。庄子《天道》中说:“斫轮,徐则甘而不固,疾则苦而不入。不徐不疾,得之于手而应于心,口不能言,有数焉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,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,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。”庄子运用十分形象贴切的比喻,指出了艺术创造有定法而无定法,不是单方面的因素,更没有固定的模式。而是凭着对事物深入持久的认识,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摸索积累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
苏轼对艺术创作的这种特殊规律领会很深,他深切地感慨:“求物之妙,如系风捕影,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,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,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?是之谓辞达。”(《答谢民师书》)可见艺术创作的才能,既包含着对事物深入把握独特领悟的审美眼光,还需要丰富学识基础上的高超的表达才能。苏轼的“了然于心”、“了然于口”,与庄子“得之于手而应于心”都是形象地阐述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是难以简单概括的,而包容着诸多方面的因素。

苏轼深知掌握物理之难,掌握物理又能准确表达在笔下者则更难。辞不达意的情况在文艺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。所以苏轼认为有道还须有艺,要掌握物理,还要掌握艺术地再现物理的技艺,二者缺一不可。“有道有艺,有道而不艺,则物虽形于心,不形于手。”(《书李伯间山庄图后》)因此,他在《跋秦少游书》中提出了“技道两进”的文艺主张。高明的技巧离不开对物理的掌握,但没有高明的技巧却很难显示物理而成为文艺佳作。

如何才能“技道两进”,创作出高超的文艺作品,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苏轼认为除掌握事物的常形常态外,还要把握事物的变态。同时,还要达到神似和形似的统一。他发展了庄子关于合规律而又不受规律限制的观点,他在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》中说: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,定非知诗人。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。”然而,是否随口写出就是“清新”的好作品呢。正如庄子说庖丁解牛是多年的经验才如此得心应手一样,苏轼认为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,决非易事。这中间还须积学贮宝,反复实践。苏轼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例,陈述说:“与可之教予如此,余不能然也,而心识其所以然。夫既心识其所以然,而不能然者,内外不一,心手不相应,不学之过也。故凡有见于中,而操之不熟者,平居自视了然,而临事忽焉丧之,岂独竹乎。”没有丰富的学识,没有扎实的实践经验,“心识其所以然”的东西,也往往不能生动贴切地表现出来。可见,形似、神似的统一这一艺术境界,是多种因素完整结合的结晶。

列宁说:“把任何一个社会现象,看做处于发展中的现象时,在它中间随时可以看见过去的遗迹,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。”苏轼的文艺观中有庄子审美思想的影子,然而,苏轼文艺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,就文化传统的影响看,苏轼是采取兼受并蓄,去粗取精的态度,因此庄子不过是苏轼所吸收的一个方面罢了。

参考资料:http://dibo.gdut.edu.cn/wisdom/open.asp?id=6118

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,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、表现力和艺术价值。他的文学思想强调“有为而作”,崇尚自然,摆脱束缚,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他认为作文应达到“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(《答谢民师书》)的艺术境界。苏轼散文著述宏富,与韩愈、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。文章风格平易流畅,豪放自如。释德洪《跋东坡(左忄右允)池录》说:“其文涣然如水之质,漫衍浩荡,则其波亦自然成文。”苏轼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,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,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,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,黄、秦、晁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、奖掖和荐拔。故称苏门四学士。

苏诗现存约四千首,其诗内容广阔,风格多样,而以豪放为主,笔力纵横,穷极变幻,具有浪漫主义色彩,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燮星期《原诗》说:“苏轼之诗,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,天地万物,嬉笑怒骂,无不鼓舞于笔端。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说:“以文为诗,自昌黎始,至东坡益大放厥词,别开生面,成一代之大观。……尤其不可及者,天生健笔一枝,爽如哀梨,快为并剪,有必达之隐,无难显之情,此所以继李、杜后为一大家也,而其不如李、杜处亦在此。”

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,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,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。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,扩大到词的领域,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,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,扩大了词的题材,丰富了词的意境,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,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名作有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,开豪放词派的先河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说:“词至东坡,倾荡磊落,如诗,如文,如天地奇观。”

苏轼还擅长行、楷书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他曾遍学晋、唐、五代名家,得力于王僧虔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杨凝式,而自成一家。自云:“我书造意本无法”;又云:“自出新意,不践古人。” 黄庭坚说他:“早年用笔精到,不及老大渐近自然”;又云:“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。”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,加之学问、胸襟、识见处处过人,而一生又屡经坎坷,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,天真浩瀚,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。人书并尊,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、迈、过,友人王定国、赵令畤均向他学习;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、韩世忠、陆游,以及的吴宽,清代的张之洞,亦均向他学习,可见影响之大。黄庭坚在《山谷集》里说:“本朝善书者,自当推(苏)为第一。”

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,师文同(即文与可),比文更加简劲,且具掀舞之势。米芾说他“作墨竹,从地一直起至顶。余问:何不逐节分?曰:竹生时,何尝逐节生?”亦善作古木怪石,米芾又云:“作枯木枝干,虬曲无端;石皴硬,亦怪怪奇奇无端,如其胸中盘郁也。”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。其论书画均有卓见,论画影响更为深远。如重视神似,主张画外有情,画要有寄托,反对形似,反对程式束缚,提倡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,并明确提出“士人画”的概念等,为其后“文人画”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。存世书迹有《黄州寒食诗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答谢民师论文》与《祭黄几道文》等。存世画迹有《古木怪石图卷》;又近年发现的《潇湘竹石图卷》也系他的作品。

苏轼在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等方面,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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